非常荣幸有机会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代表我们团队向大家汇报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防震减灾领域做一些工作。
我们来自工力所北京园区。这个园区成立的时间不到十年，我们的团队也非常年轻。最大的39岁，最小的32岁。团队七人的平均年龄35岁。从2008年底开始，我们7个人先后加入工力所并在北京园区工作。其中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都是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并且都有在日本留学或工作的经历。回国前都在日本做博士后研究。相似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背景让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
回国之初经常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回国？”其实对于我们团队的几个人而方，做出回国的决定并没有经过什么思想斗争。汶川地震对我们这一代年轻的地震工程研究人员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在世界上地震工程最先进的国家学成归国，投身祖国的防震减灾事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记得刚回到工力所时听到一句话，说是国外的生活是又蓝又净又寂寞，而国内是又脏又乱又快活。当时就在想，蓝与净不消说，但是不是真是寂寞呢？在阅读量、交朋友的数量、发表论文的数量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回国以后的四年。那时也可以说是寂寞，也可以说是清静，内心很平静，少有杂事的干扰，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整个人充满朝气。
反观回国之初，环境脏乱当然不用说，但真的快活吗？我相信像我一样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都面临一系列头疼且总觉得力不从心的问题。生活可以说是很快活的。但实际上生活或者说生命的品质并不高。并且，我总感觉在国内的年轻学者中间弥漫着一种深刻的戾气。
我也受此困扰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想起这样一首在日本脍炙人口的小诗。
我伸展双臂，
也不能在天空飞翔，
会飞的小鸟却不能像我，
在地上快快地奔跑。
我摇晃身体，
也摇不出好听的声响，
会响的铃铛却不能像我，
会唱好多好多的歌。
铃铛、小鸟，还有我，
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闪光之处，这些内核是环境所难以改变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最可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最初的初心。我们现在的团队，让我觉得最高兴的，也正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轻易的放弃自己的方向，而是坚持着走在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上。
走自己的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做起来格外有干劲儿。
记得试验室成立之初，除了大件设备之外，试验室既缺工具又缺人员。王涛研究员带着试验室仅有的两名技术人员，亲自搬重物、拧螺栓，硬着头皮连续奋战四天四夜，累得一身臭汗，终于完成了试验室承接的第一个阻尼器试验任务。这种苦干的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一个试验加载时间特别长，为了减小干扰，我们主动选择在晚上加载，带着学生们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最后一次加载完成后，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但大家竟然都非常兴奋，凌晨三点多出去找了家馆子吃羊排，喝啤酒，真的是又脏又累又快活。
回想当年在清华，当时党委的杨振斌老师在党课上希望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要保持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我想，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就是最浪漫的奋斗。
同时，“团结互助、平等交流”对于我们这个团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比如在我回国之初，王涛研究员无论在科研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像老大哥一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学术上又是平等自由的，讨论起学术问题也是各抒己见，甚至针锋相对，并不存在上下级的领导关系。这对于科研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结合自身特点的同时，我们紧盯国家重大需求，逐渐形成了“韧性城市”的大方向。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和财富将进一步向城市聚集，地震灾害潜在风险也在城市不断聚集。所谓的“韧性城镇”是要使城镇在遭遇重大灾害时能够维持其重要功能不中断并通过较强的自适应能力快速恢复。这需要科考、科研和科普三位一体的努力。
围绕着这一主题，几年来我们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在技术创新方向，我们发展了多种新型的韧性工程结构体系，以北京园区的大型结构试验室为基础，发展了尖端的结构试验技术，还实现了从构件到城市的数值模拟。
我们注重知识成果的转化，使新技术在地震安全社区的建设中发挥发积极的作用，也服务于国家重点工程和城市地标建筑的设计建造。
与此同时，面向行业乃至全社会的服务也是建设韧性城市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们多次参加地震现场的应急和科学考察工作，利用自己掌握的先进技术为城市的减灾规划提供服务，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项目，开展有特色的科普宣传活动。
十八大以来，我们团队共发表学术期刊论文112篇，出版中文和英文专著和译著各1部。获得9项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技成果一等奖一项，两人先后入选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人才“百人计划”，并入选了中国侨界的创新团队。
这几年的经历告诉我，外部环境可能很重要，有时也会令我们感到苦闷，但它不会是快乐的来源。为了快乐，需要我们能够喜欢自己，并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
谢谢大家！
